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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表明司法权内涵的扩充与性质的演变，司法权的政治化由此而生。
从社会效果上来看，行政机关在这一阶段的裁量不利于风险评估目的的实现，也会影响专家和公众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效果。当风险已经转化为紧迫的危险时，不能再进行利益的衡量或者成本收益的对比，只能采取绝对的、即刻的禁止措施。
[9]对于这种普遍的、重大的损害，消费者即便知情，也不应该进行自主选择。[37]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3页。各国安全评价的模式和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的评价原则和技术方法都是参照CAC的标准制定的。通过在不同阶段裁量权的运用，行政机关最终产出针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政策与措施。二是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公开的具体程序。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风险管理需要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另可参见林彦：同上注，第614—625页。
2003年8月底9月初，执法检查组对河南省贯彻实施《建筑法》的情况进行了检查。有份报告提到，北京、上海等16个省市间，长三角地区的27个城市间，建立了专利行政执法协作机制，打破地区封锁和地域保护，加强专利工作的统一执法，降低了专利权人维权成本。但是，有些领域的执法不能完全依赖于物理意义上的辖区划分，每个执法机构的守土有责也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执法效果。由于认识误区的传播、检查小组目的地分布的不均衡[22]等因素的叠加效应，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执法检查实践，尤其是将其作为事实上的检查对象的做法提出质疑、表达不满。
通过坚持原则实现必要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又为其带来压力型模式下无法企及的央地关系。[16]《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
[57]如《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1990年11月10日)、《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2001年4月30日)等。在执法检查即将结束前，检查组一般会在当地召开会议反馈情况。[69]也有报告提到，辽宁、山东、陕西三省还建立了见义勇为基金，有效地鼓励和保护了广大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为搞好综治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1992年《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中，常委会就指出，了解执法中好的经验[68]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在美国，以双主权(dual sovereignty)为特征的联邦制早已出现松动迹象，从而演变成兼具双主权、合作型联邦制与强制型联邦制(coercive federalism)的混合型联邦制。[39]其次，是存在克扣挪用执法经费的现象。[45]抄袭上位法现象过于普遍，以至于始终强调法制统一的全国人大都无法接受，并于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明确禁止此种立法行为。[23]《关于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1999年)。
然而，在实践中，执法检查组和常委会不仅对地方政府的执法工作直接评头论足，而且还设法督促这些政府改善法律实施的状况。[16] 与前两者相比，宪法并未赋予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针对下级人大的一般性的领导权或监督权，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85]随后，联邦制研究的权威丹尼尔·伊拉热尔(Daniel J. Elazar)也在其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中提出，双主权联邦制理论对于19世纪初期至1913年的美国联邦与州的关系已经缺乏解释力。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执法的标准和尺度。
因此，地方政府经常利用执法检查的机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情况，希望后者解决经费、人员编制、执法设备等各方面冋题。[88] 在德国，联邦与州之间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强制性地要求双方持续地实现积极的合作。地方政府则另有所图——减轻其应承担的执法成本、完善立法以提高其在本地的可适用性。钱颖一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制度原因是中国特色的联邦制(federalism, Chinese style)，即市场维持型的联邦制(market - preserving federalism)。[61] 相较跨区域执法问题，常委会对于如何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似乎并未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82]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常委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度，加强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区域性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及应急联动等工作，切实解决重污染天气准确预测难、应急响应慢、联动水平低等问题。
因此，立法者对于某一具体条文的实施究竟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以及其他条件心中无数。[74] (三) 解决跨地区的执法问题 几乎所有的法律都是以行政区划确定管辖权的，执法的责任也因此被分配到每个行政区划内的职能部门。
[7]或者通过攫取计划外的财政收入或其他资源维持自身的造血功能。[9]参见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21页。
[21]随着检查实践的积累和深入，这种错位现象愈发严重。利他机制主要旨在应对和解决执法的各种外部性问题。
[32] 有时，执法检查组还到地方调研整改工作落实情况。与妥协、交换不同，利他效应不仅关涉双方，而且牵涉、甚至主要牵涉到第三方的利益。其二，是建议和要求省级人大常委会加强对本级政府执法的监督。这一点，在资源及环保类法律的执法检查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62]其次，是依法加强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惩处。区域间的执法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尤为必要。
[68]《残疾人保障法报告》(1992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2年第6期。相反，就决策风格而言，该国更倾向于通过协商与妥协(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解决联邦与州的管辖权争议。
[76]参见《国务院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2009年4月22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9年第4期。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委托大部分省份人大常委会检查，那么检查小组所到的那些省份自然就不应当被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对象了。
[49]就《土地管理法》的完善，地方提出应明确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范围和程序。[61]参见《税收征收管理法报告》(1998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8年第4期。也正是由于这种松散的组织法关系和空白的行为法基础，使得作为监督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采取更为柔性的方式寻求与地方人大及政府合作，最终实现对本级一府两院的有效监督。[77]《水污染防治法报告》(2005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5年第5期。
由于中央垄断优质税源，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等举债实现注水的GDP目标。[54] 对于上述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理。
检查组指出了该省在执法中所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则为地方政府参与匡正和完善立法提供了平台。
[38] 执法经费和条件保障方面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25] 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选择回归宪法与组织法上的定位，回到1993年制度设计的初衷。